摘要:愈加庞杂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治理迫切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支撑，国家创新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国家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有效选择。本文从创新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背景与研究背景出发，从多元主体参与、科学性与透明性、精准性、效率、应对与风险防控能力5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大数据如何影响国家创新治理，同时从科技发展监测、预见和战略制定、项目与计划管理、活动行为刻画、政策演化和效果跟踪5个方面描述了大数据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中的应用情景。最后，就充分发挥利用大数据在创新治理中的作用、实现创新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相应建议：转变政府创新治理的理念和治理模式、建立多层次创新监测数据整合平台、打通部门间的多层级创新信息孤岛、推行和实施科技创新信息的公开化、建立完善的创新数据管理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为进一步认识大数据在创新引领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提供依据。

摘要: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转型面临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发的治理困境，新兴的试探性治理理论为推进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构建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转型的试探性治理模型，可以为数字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也有助于拓展试探性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分析对象。具体而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数字转型的试探性治理，需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多中心治理结构，采用政策、契约和关系相结合的治理机制，通过资源配置、搜索指南、市场形成和合法性构成的治理利基组合，在迭代渐进的治理过程进行治理主体、机制和利基的整合。对浙江新昌轴承产业的案例分析不仅进一步阐释了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同时为传统产业整合相关利益主体与多种资源、依托本土数字技术供应商推动数字转型提供了经验借鉴。

摘要: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尤其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阐释信息技术的演进历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创新体系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创新主体方面，主体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且主体间形成跨地域、跨组织、高效互动的创新网络；在创新资源方面，数据既是创新活动的核心投入要素，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工具；在创新机制方面，数字化技术打破了传统以学科、创新链为边界的组织机制，形成一体化融通发展趋势；在创新环境方面，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化政策、法律法规以应对创新治理、伦理困境及其他风险的新需求。最后，围绕上述变化和特点，在采取敏捷治理方式、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改进创新组织机制、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数字技术与开放式创新间的融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尚需理论探索。本文基于战略融合的观点提出了数字化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并基于知识管理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讨数字化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知识场活性的中介作用和产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07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场活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产业环境动态性的调节，即产业环境动态性增强了知识场活性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化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目前零售业面临的主题，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企业的资源能力体系和价值创造模式。本文基于中国4家代表性新零售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数字化转型机制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的核心:既要重点提高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与应用、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陷阱跨越等能力为核心的数字化能力，也要重点拓展基于数字消费者、数字生产要素和数字生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获取能力。本文从两种能力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研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运用多案例将以往集中于零售业的研究拓展到品牌商和平台，研究全行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背景下零售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的理论创新，对解决零售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的现实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本文基于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协同作用的视角，就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拓展了ABBGH模型，引入政府支持及异质性企业变量，分析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并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专利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和市场竞争程度有着密切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作用还会受到产业间技术差距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结论可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研发补贴政策以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研发提供参考建议。

摘要:政府直接补贴风投机构政策的合理性取决于其有效性。本文首次将三方演化博弈方法引入相关研究，构建包含政府、创业企业和风投机构的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并求解演化稳定均衡及其条件。两个基本结论为：政府直接补贴政策在长期中无效；演化稳定均衡点的形成主要基于“金融市场的平均利率”与“风投机构的资源整合能力”的协同影响。本文认为缺乏政策粘性是导致结论1“政府直接补贴政策在长期中无效”的内在机理，并采用数值模拟及现实证据进一步夯实了结论1。最后，基于上述结论2，提出促进风投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增值服务中介发展，借鉴YOZMA模式提高风投机构的准入门槛，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和完善地区金融市场。

摘要:针对融资约束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内部激励机制的不足，本文手工整理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资质认定数据，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高新认定的外部融资激励机制在缓解高新企业融资约束并促进其创新发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情景下，高新资质认定的外部融资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及经营业绩具有额外激励效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激励效果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新认定的外部融资激励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样本中表现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扩展了融资约束相关理论研究的边界，深化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影响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的理解，对政府合理论证各项政策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在地理距离和人口流动权重矩阵下，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了房价对区域创新的抑制效应，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多维度分解，识别出房价对创新抑制效应的空间差异。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不仅显著拖累了本地创新，还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拖累地理邻近地区和人口流量联系紧密地区的创新，且这种创新拖累效应在地理距离联系紧密地区表现更明显。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房价上涨对创新抑制效应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梯度分异”特征，在以德州、洛阳、长沙和苏州为四个端点的“钻石型”区域内，区域房价上涨对我国整体区域创新的拖累最大。在人口流动权重矩阵下，房价上涨对创新抑制效应呈现“分散式”“层级化”特征，占据“流量”枢纽地位的广州、北京、深圳、上海、成都、东莞、苏州、重庆、郑州、佛山、西安、杭州等地房价上涨对我国整体区域创新的拖累将更大，未来针对“流量枢纽”城市的房价规制政策将更能有效促进全国整体创新涌现。

摘要: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利用官员任期考察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多维绩效考核下，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政府科技支出，官员任期和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呈U形关系，转折点出现在官员上任的第5～6年。此外，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在科技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且在官员第一任期时的政府科技支出反应系数明显高于官员第二任期时的科技支出反应系数，即在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时期，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竞争更激烈，说明在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会围绕科技创新展开标尺竞争，提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摘要:我国政府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希望借助风险投资缓解小微企业的创新困境。本文以2008—2017年新三板上市的小微企业为样本，运用得分倾向匹配和双重差分估计方法研究风险投资对我国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进入能够显著提高小微企业技术的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显示，不同组织结构的风险投资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有所不同，相比独立型风险投资，公司型风险投资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相比非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投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小微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风投监管部门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非生产性支出是否对企业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以及是否存在对其他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是重要的研究话题。研究发现，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显著降低了该企业的创新产出，表明非生产性支出对企业自身的创新存在直接抑制效应；行业层面、地区层面和市场层面的非生产性支出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程度越高，即非生产性支出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非生产性支出的直接抑制效应和正向溢出效应均显著存在，在其他组别中两种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反腐运动会削弱非生产性支出与企业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此外，非生产性支出显著制约了企业创新对市场估值的贡献。

摘要:通过迭代分类法筛选出上海639家金融科技企业2008—2016年1 307个样本，并对样本进行金融属性更强和科技属性更强的分类。基于技术创新的两阶段价值链理论，通过面板负二项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以及面板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开放式商业模式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技术研发阶段，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是资源型商业模式，企业的本科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对于企业的创造活动均有积极影响；在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是网络型商业模式，企业内外部人力、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有重要影响;在创新两个阶段中，两类金融科技企业的开放式商业模式构成要素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摘要:为了探究渐进式、突破式和平衡式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及正式网络支持和非正式网络帮助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层次回归、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等方法，采用来自94个创新型组织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平衡式创新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组织绩效;正式网络中成员相互提供支持，有利于促进渐进式创新转化为组织绩效;非正式网络中成员相互提供帮助，有利于促进突破式创新转化为组织绩效；正式网络支持与非正式网络帮助的交互效应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平衡式创新转化为组织绩效。本文验证了渐进式、突破式和平衡式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所提出的正式网络支持概念丰富了亲社会性理论，探讨了正式网络支持与非正式网络帮助的调节作用,细化了不同创新转化为组织绩效的权变条件。

摘要:当前有关创新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取得一致观点，形成了开放式创新悖论，且对影响二者作用关系的情境因素亦观点不一。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对82个独立研究的141 448个调查样本进行再分析，获得了更加整合和稳健的结论：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中等正相关，创新开放广度、创新开放深度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企业规模、所处行业、国家文化因素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和集体—个体主义文化倾向、国家经济体5个情境因素均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集体主义文化倾向背景下，中小型企业创新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传统制造或服务行业中，创新开放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更大；而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创新开放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创新开放度更能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更为客观地认识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性和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