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我国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呈现区域差异的特征，塑造激发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的营商环境是缓解这种差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营商环境对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机制有何不同，是否存在一种或几种营商环境组态能够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这是目前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本文采用NCA和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31个省份为研究案例，分别探究营商环境单个要素是否是产生高创业数量或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以及营商环境组态下产生高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不同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创业数量或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提升人文环境对于高创业数量/高创业质量的产生发挥普适作用；产生高创业数量有1条驱动路径，即人文—市场驱动型；产生高创业质量有2条驱动路径，即人文—政务驱动型和人文—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驱动型；存在1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即高市场环境、高政务环境、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辅以非高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促使区域创业数量和质量协同发展、缩小区域间创业活动差异的营商环境组态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摘要:营商环境对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根源性的影响，而创新是引领城市发展的首要动力，因此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从而驱动城市创新绩效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全国68个创新型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营商环境生态中各条件对城市创新绩效的联动效应。研究表明：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6个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城市创新绩效提升的多样化组态；城市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环境驱动型”“人力资源缺失下的环境弥补型”与“资源—环境协同驱动型”3条路径。组态的空间情境差异分析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存在明显差别。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讨营商环境生态驱动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创新绩效背后复杂机制的理解，也能够为各城市如何依据自身营商环境条件推动其创新绩效提升提供系统性思维和实践指导。

摘要:数字创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创业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数字创业企业作为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主体，其数字创业绩效会受到系统内多主体互动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目前针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本文以372家数字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研究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数字创业企业与单一主体保持较强的互动关系并不构成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多主体互动组态有4条，包括合作企业驱动型、中介机构助力下高校及科研机构驱动型、数字用户主导下合作企业驱动型、合作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双元驱动型；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产生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多主体互动组态有2条，与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提高数字创业绩效的“黑箱”，使多主体互动与数字创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纷纷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以吸纳互补性知识资源。然而，如何开展创新合作才能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基于268家高技术企业调研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索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与知识转移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存在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是多种合作模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等效结果；存在3种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的组态，分别为政产融驱动型、政用产学研驱动型与产学研用融驱动型，3种组态间存在重叠和替代关系，存在一种实现非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的组态。研究结果从因果非对称性角度推动知识管理研究由单维视角逐渐转向多维整体视角，为企业选择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以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提供理论参考。

摘要:众创空间是我国实施“双创”战略的重要载体，提高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是推进“双创”战略的现实需要。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考虑众创空间创新创业系统的关联特征，构建了两阶段混联网络DEA模型测度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然后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寻效率提升路径。结果表明：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整体效率全国均值仅为0.584，且至少75%的地区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整体效率在0.7以下，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分阶段来看，招商引资阶段、创业团队孵化培育阶段和企业孵化培育阶段效率均值分别为0.708、0.773和0.818；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活动各阶段的效率均受政府财政补贴、市场化水平、区域众创空间规模以及创新创业运营成本这4个条件的协同影响，并且这4个条件的不同组态构成了8条效率提升路径，并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市场驱动型”和“政府驱动型”两类模式。招商引资阶段适合“市场驱动型”提升路径，创业团队培育孵化阶段适合“政府驱动型”提升路径，而企业孵化培育阶段兼顾了“市场驱动型”和“政府驱动型”两类提升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水平，也能够为提升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提供价值参考。

摘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对企业发展和维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如何激发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47家涉及新产品开发业务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QCA方法探究组织能力、组织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激发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发现，企业有4种实现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组态和2种实现非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组态。结果显示，运营能力、动态能力、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都不是企业实现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必要条件，但却对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数字化转型、组织能力与组织创新的匹配很重要。只有数字化转型、组织能力和组织创新的类型匹配合适，才可以产生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企业实现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路径有所不同，企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本文为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见解，也为企业实现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数字创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行业和领域边界经营，产品多元化战略是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迅速成长形成商业生态的重要举措。已有产品多元化影响因素研究从内部资源视角或外部需求视角考虑单一要素的驱动作用，尚未深入探讨各前因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因果复杂性机制。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资源侧和需求侧的5个前因条件对数字创业企业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机制可分为3种模式，分别是：团队-用户质量驱动型、团队-用户数量驱动型、财务-用户驱动型。研究发现，单一的需求因素或单一的资源因素并不能直接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内部资源与外部需求的结合是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的真正驱动力。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了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发展路径，对于把握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活动的全新内涵，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摘要:区域创新能力是加快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环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应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选取市场化指数和传统主义文化作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探索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单一制度要素无法构成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传统主义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要素不足，两者构成组态也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高与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并不对称。研究揭示了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有助于全面认识制度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正式制度要素和传统主义文化间的耦合关系，并为政策制定者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摘要:员工创新对组织的生存、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发现新颖的、有价值的创意并予以实施的员工类型成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大五人格组合对创意产生、创意传播和创意实施三阶段的影响。通过对215名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单一人格特质并不构成引致员工创新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宜人性在引致创新行为中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存在多条引致员工创新的等效组态，包括以外向性缺席、宜人性、尽责性和情绪稳定性为要素的组态，以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经验开放性为要素的组态，以外向性缺席、情绪稳定性缺席、宜人性和经验开放性为要素的组态；外向性缺席与宜人性通过等效替代的方式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虽然引致员工创新三阶段的组态存在相似性，但其中重要性更高的核心条件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加强了创新行为人格的前因研究，发现引致创新三阶段的人格组态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后续发展细粒度的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理论框架提供了方向。同时，研究结论可以为组织管理者在员工招聘、分类管理等方面提供启示。

摘要:现有研究缺乏针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形成组态的探析，本文在差错管理视角下，基于创造力交互模型进行剖析并构建了有利于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形成的组织、团队、个体跨层次交互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研究，在研究1中，对研发团队进行案例访谈，识别出团队突破性创造力跨层次交互模型中的团队过程要素——从错误中学习及其内部迭代机制；在研究2中，运用收集到的112份团队数据，通过fsQCA方法探讨了团队突破性创造力跨层次交互模型中的组织情境、团队特征、团队过程和团队构成相关要素如何与个体突破性创造力协同影响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发现了“试错驱动型”“学习迭代型”及“资源主导型”3种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形成的组态。本文拓展了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形成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企业从创造力形成组态的源头激发突破性创新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依据。

摘要: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有效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技术—市场—制度”三重条件出发，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导致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化的联动效应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高研发投入是产生高水平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高水平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存在2种驱动路径，即“政府补贴主导下的自主研发与引进吸收驱动型”和“环境规制主导下的自主研发驱动型”；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的“帮助之手”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只有与其他条件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背后多重条件间复杂互动本质的理解，并为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形成差异化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路径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摘要:双向FDI对于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着重要作用，企业应如何通过合理的IFDI和OFDI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由于政府环境政策以及企业冗余资源等方面的差异，现有研究针对双向FDI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基于此，本文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素联动模型，进而运用动态fsQCA方法探讨了“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十二五”规划时期存在“资源紧缺—双向搜寻”和“政策联动—外资融合”两种充分条件组态，“十三五”规划时期则存在“压力驱动—双向搜寻”和“环保补助—双向搜寻”两种充分条件组态，由此形成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在构成要素上存在差异；同时开展IFDI和OFDI能够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但并非为必要条件；对于开展双向FDI但冗余资源欠缺的企业而言，在不严格要求高水平政府环保投资的前提下，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前因要素动态联动机制的相关文献，能够为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