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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是推进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政策。本文利用浙江省2011—2022年60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探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可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提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生态环保资金能正向调节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绿色效应，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农业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是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效能发挥的两条作用路径。研究结论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丰富了农业绿色转型的制度路径，也为县域农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借鉴。

摘要:采取有效的政策举措促进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和学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乡村产业的规模、结构、创新与效益4个维度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揭示了其时空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聚焦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其对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在沿海和内陆省份、农业和非农业经济大省之间的差异，并评估了财政支农水平、乡村产业就业吸引力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从时间维度看，2011—2021年我国各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发展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从空间维度看，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高聚类区域呈现出由以沿海为主，演变为华东、华中以及川渝地区三足鼎立的空间格局；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我国试点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且结果稳健；在沿海地区和农业经济大省，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同时，财政支农水平和乡村产业就业吸引力均在田园综合体建设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对于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推广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政策，发挥该政策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但不容忽视的是，科技与产业脱节仍是当前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迫切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分析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方面，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主要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两条路径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受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地区资源禀赋的约束，且农村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门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如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角度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了政策启示。

摘要:扩大技术市场规模对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以2004—2020年为研究时段，利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测算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技术市场规模对农业科技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技术市场规模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市场规模对农业科技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中部和东部地区较强，而在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技术市场规模通过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效应，正向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质量提高；其中，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强于协同创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厘清技术市场规模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质量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如何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质量提供了新视角与新路径。

摘要:创业正规化是促进农民创业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创造规模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现有研究大多从正式制度视角探讨创业正规化，忽视了宗族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鉴于此，基于制度理论，利用地区族谱数量测度宗族文化，探究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影响，并探讨了内/外群体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和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抑制了农民创业正规化；内群体社会信任和外群体社会信任在宗族文化与农民创业正规化关系中均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数字化水平削弱了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拓展了农民创业正规化的理论认知，并为农民创业实践和地区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摘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背景下，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的问题备受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选取2009—2021年中国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影响效应，同时立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视角，分别探讨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和创新投资结构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账面价值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良好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账面价值的提升，但对企业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ESG表现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尚未通过调整企业创新投资结构这一传导渠道影响企业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而且为激发企业ESG履责内在动力、以创新投资决策赋能企业价值提升提供了可行的实践启示。

摘要:企业环境违规会给自身股价、声誉等带来严重后果，但是否会波及供应链企业仍有待考察。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风险效应和资源效应角度探究了供应商环境违规对企业创新投资的链式传染效应。研究发现，供应商环境违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和探索式创新投资，对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效果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而ESG绩效能够帮助企业抵抗供应商环境违规的负面冲击。机制效应表明供应商环境违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及融资约束削弱了企业创新投资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议价能力高的企业对供应商环境违规的敏感性较低。研究结论补充了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及企业创新投资的驱动因素，为企业供应链管理及创新投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摘要:环境保护税法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基于环境合法性和资源依赖理论，采用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分析了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合法性、绿色补贴和融资约束的链式中介效应以及市场垄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的压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环境保护税法能够促进企业获取环境合法性，拥有环境合法性的企业能够获得绿色补贴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间接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垄断阻碍了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环境保护税法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法制部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政府部门遏制市场垄断以及企业环境合法性的获取等提供重要启示。

摘要:为了有效应对高管人力资本的动态性问题，企业亟须将传统的静态股权激励机制进行变革。本文基于第一类代理问题与动态激励相容的视角，采用201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探讨研发投入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动态性与长期成长性绩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短期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动态性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在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上市企业优化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效应对人力资本的动态性、促进研发，从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持续成长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

摘要: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在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区域、城乡、行业和阶层4个层面共同富裕水平，以及通过指标体系量化了数字经济水平的基础上，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于不同层面共同富裕的5种影响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地理、经济和技术邻近矩阵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产生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消费升级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影响多个层面的共同富裕，但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机制只存在于单个层面的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在地理邻近矩阵上会对区域层面共同富裕产生空间效应且对于其他地区呈现虹吸效应，在经济邻近矩阵上会对区域、城乡和行业3个层面共同富裕均产生空间效应且对于其他地区呈现扩散效应，而在技术邻近矩阵上并不能产生空间效应。研究结论为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不同层面共同富裕的差异机制提供了实证检验，并从不同邻近矩阵视角为发挥数字经济空间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依据。

摘要:在共同富裕内嵌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协同深化数字化转型并践行共同富裕方针，构成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重要基础。因此，从企业层面出发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内部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以2010—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平均薪酬并降低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同时发挥“做大做好蛋糕”与“分好切好蛋糕”功能，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基于价值创造—价值占有框架的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内部共同富裕主要通过提升企业薪酬支付能力、提升劳动力结构与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来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好蛋糕”效应与“切好分好蛋糕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与小规模企业中且分别在成长期企业与成熟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基于价值创造—价值占有框架厘清了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内收入效率与公平性的方式与路径机制，更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启示。

摘要:以科大讯飞和东软为案例研究对象，挖掘企业基于数字化能力构建开发智能解决方案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智能解决方案开发时通常面临来自需求维和技术维的双重压力，企业可以遵循面向需求认知和面向技术设计的行动逻辑来构建数字化能力以推动智能解决方案开发。具体而言，基于数字化能力构建的智能解决方案开发过程表现为技术驱动型和业务驱动型的差异性特征，且分别遵循串联式互补机制和并联式协奏机制，串联式互补机制强调构建开发智能解决方案所需数字化能力时，核心企业与参与主体之间“唇齿相依”的协作互补关系，并通过独特互补和强化互补的互补行为实现；并联式协奏机制强调构建开发智能解决方案所需数字化能力时，核心企业与参与主体之间“此呼彼应”的联结互动关系，并通过交互协奏和整合协奏的协奏行为实现。研究发现能够补充以往研究对智能解决方案开发探讨不足所造成的理论缺口，通过提炼企业基于数字化能力构建实现智能解决方案开发的内在逻辑，贡献于对智能解决方案开发实现路径理解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