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之一。然而，数据要素如何充分释放自身价值潜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亟需进一步探索。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数据资产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数据资产能够显著促进其颠覆性技术创新，该核心假设经由多重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 TMT）的创新注意力、TMT未来注意力及TMT战略注意力广度是影响数据资产促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边界条件。这意味着，数据资产必须与管理层认知资源协同编排，才能发挥更大的创新颠覆作用。基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位于具有“未来产业”发展优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时，数据资产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更强；基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拥有更高的高技能人力资本和AI应用程度时，数据资产更能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将企业数据资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为数字经济情境下中国企业依托颠覆性技术实现系统性超越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情境解释。

摘要:随着数据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占比持续提升，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企业治理效应受到关注。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以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并通过优化信息环境、降低融资约束和缓解委托代理冲突实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由非“高新企业身份认定”动机驱动的研发操纵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真实盈余管理动机不会影响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研发操纵的抑制效果。企业高科技属性和数据密集度能够增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此外，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水平较低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治理效应的理论边界，为规范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和治理研发操纵行为提供了实践依据。

摘要: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不仅是彰显自身数字能力的关键信号，更是打破组织间信息壁垒、实现跨组织信息协同的重要前提。以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视角，利用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客户—供应商”匹配数据，探究客户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供应商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客户数据资产信息披露能显著提升供应商数字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客户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心理赋能、资源赋能以及结构赋能即提升数字意识、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加强信息协同，来激励供应商数字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更紧密、地理距离更近时，该激励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供应链伙伴数字创新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对供应链整体而言，客户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促进供应商数字创新，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研究结论深化了客户数据资产信息披露赋能供应商数字创新的理论逻辑、影响机制、边界条件以及经济后果，为促进企业发展供应链共生生态、在颠覆性数字革命中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帮助企业获取了新的竞争优势，但当前学术界较少基于数据要素视角探究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实现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了数据要素视角下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因素联动模型，从数据要素视角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揭示了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生成能力与数据应用能力、数字变革型领导与跨部门数据调配、政府数据开放与数据场景牵引分别是数据能力、数据主体与数据环境3个维度下推动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前因条件；数据要素视角下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主要存在4条实现路径，分别为“能力支持—效率兼领型”“能力支持—敏捷响应型”“协同驱动—数据可供型”和“多元联动—场景释放型”。研究结论揭示了数据要素视角下企业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元实现路径及内在机理，厘清了数据要素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沉淀机制及价值释放逻辑，丰富了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研究，为企业基于数据要素视角进行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存在高度波动，很多企业在前期大量投入，但逐渐失去动能甚至半途而废。已有研究从能力视角展开研究，但能力本身相对稳定，难以快速改变，因而无法解释数字化转型的高度波动性，本文尝试从动力视角进行分析。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的绩效反馈视角，通过分析绩效反馈(包括绩效落差和绩效顺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考察数字化转型动力机制，采用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592家上市公司3 694个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搜索机制和生存机制的影响下，绩效落差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受风险规避机制与自噬机制的影响，绩效顺差负向影响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绩效落差与其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更弱，但是绩效顺差与其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关系更强。本文采用短期可变的绩效从动力视角解释了数字化转型高度波动的原因，并提出了绩效反馈影响数字化转型的4种动力机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

摘要:伴随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议题。高管团队是企业战略决策制订和执行的核心，其构成特征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键问题。基于社会分类—信息加工模型的理论观点，本文利用2008—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任务相关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讨了团队延续性和CEO-TMT权力差距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相关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倒U形关系；团队延续性弱化了高管团队任务相关异质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倒U形关系，而CEO-TMT权力差距强化了高管团队任务相关异质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研究，并为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界条件提供了新视角，对企业如何利用高管团队的异质性推动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高管作为核心决策者，在企业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增长期权理论，以2007—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数字化背景与短视主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了企业风险感知和地区投机文化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数字化背景能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而高管短视主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倒U形影响；当企业对风险感知较高或所处地区投机文化较强时，高管数字化背景的推动作用更强，而高管短视主义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相对减弱。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高竞争程度的制造业企业，高管的数字化背景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和高竞争程度的制造业企业，高管短视主义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显著。本文从高管能力与认知偏好相结合的视角，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前因的理论解释，表明高管特征对数字化转型并非单一线性作用，而是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研究结论为企业在不同不确定性环境下有针对性地培育数字化高管、优化高管团队结构以及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与配置机制提供了实践启示。

摘要:数字技术要素的空间流动促进数字技术网络的形成及演变，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本文基于超网络理论解耦城市数字技术网络，构建数字技术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嵌入联动影响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通过K-均值聚类划分城市类型，运用分类与回归树算法挖掘不同类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双重网络嵌入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可分为浅层、局部、多点、深度四类嵌入模式，各类城市在网络特征与地位上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嵌入层级深化，城市数字化转型动力从知识网络转向合作网络，各类城市须匹配不同知识网络嵌入特征以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高水平发展；不同类型城市双重网络嵌入策略呈现组合差异，分别适配“保守偏好”“曲线救‘城’”“颠覆创新”“广泛渗透”策略。研究结论从流动空间视角丰富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差异化实施路径与参照框架，进而能够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高质量推进。

摘要:随着“双碳”目标纵深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正从企业自身向整个供应链延伸。基于供应链治理和制度压力等理论，选取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焦点企业—上下游企业（供应商/客户）—年份”数据，实证检验焦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带来供应链垂直方向上的溢出效应，并重点关注抑制这种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焦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明显促进其上下游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焦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升其供应链话语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掩绿色技术创新的供应链溢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上下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距离焦点企业越远，焦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供应链溢出效应越弱。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绿色技术创新供应链中溢出及其抑制效应研究，也为政府和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克服绿色技术创新溢出障碍提供启示。

摘要:现有研究多关注智能制造转型的企业内部效应，较少从企业间互动视角考察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尤其缺乏对绿色创新研发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差异化影响的系统分析。基于此，以2012—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的同群效应及其对两阶段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存在同群效应，同时智能制造转型同群效应能显著提升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智能制造转型同群效应通过技术整合驱动、市场竞争传导和资源要素分配3重机制为两阶段绿色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异质性分析表明，发达地区的同群效应对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国有企业在绿色创新技术投入方面更具优势，而非国有企业在绿色创新应用场景拓展与成果扩散方面表现更为活跃。研究结论剖析了智能制造种群环境的范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阶段性影响，为政府部门制定差异化的智能制造推进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摘要:在“双碳”目标与新发展理念的驱动下，绿色创新逐步成为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推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手段。现有研究多基于资源视角分析供应链网络地位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却难以解释“边缘突破”的现实悖论，且忽视了供应链网络地位对外部制度压力的过滤与重塑作用，导致供应链网络地位对绿色创新的复杂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基于中间地位遵从理论，采用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259家上市公司的3 108个观测值，分析和检验企业供应链网络地位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企业供应链网络地位与绿色创新之间呈现正U形关系，基准回归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显著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差异化地调节了U形关系的曲率，即数字化水平提升显著平缓了U形曲线，而环境信息披露则使其更为陡峭。研究结论拓展了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揭示了供应链网络嵌入与企业特质的非线性交互作用，也为企业制定差异化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实施分类施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摘要:多市场接触的竞争情境已经日益成为现代企业竞争常态。企业绿色创新既受到制度的影响，又可能受到多市场竞争的影响，而目前将多市场竞争理论与制度视角相结合来研究绿色创新还不够充分。本文探讨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分析了影响企业内外协调机制的两个制度结构因素市场分割和连锁董事对多市场接触效应的调节作用。利用2011—2023年中国汽车产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多市场接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呈负向关系，支持了相互克制假说；市场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负向关系，但连锁董事却减缓了这种负向作用。对于不同财务杠杆和处于不同制度质量区域的企业，多市场接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向效应明显不同。研究结论拓展了多市场竞争理论和企业绿色研究的理论视角，为中国企业的绿色实践及政府对企业绿色转型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摘要: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不仅对受灾地区产生显著的直接冲击，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造成间接影响，从而深刻改变企业的绿色创新决策。以2007—2023年为样本期，根据自然灾害数据将样本企业划分为直接受灾企业、灾害邻近企业（处理组）和远方企业（对照组），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自然灾害对邻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冲击显著提升了邻近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认知驱动、压力传导和资源保障是自然灾害冲击提升邻近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3个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和管理者短视主义较弱的企业中，自然灾害对邻近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此外，自然灾害不仅提升了邻近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还改善了其绿色创新质量。研究结论为理解微观主体应对环境冲击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同时为政府构建区域协同减灾体系和企业制定气候适应型创新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

摘要:在“双碳”战略目标驱动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关键突破口，而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恰能有效适配其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的内在要求。基于第一类代理问题与动态激励相容的理论框架，选取2009—2023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搭建以“管理层短视—研发投入”为链条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多阶段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不仅分别通过管理层短视与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中介影响,同时存在“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管理层短视—研发投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管理者过度自信正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动态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改进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提供了关键参考，进一步强调了高管股权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本动态性相协调的重要性，并为上市公司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一种绿色信号，能否吸引外部潜在创新合作者与焦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合作是亟待探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信号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合作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信号可见度和信号可信度的调节作用，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焦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对其绿色合作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体关注和绿色投资者关注提升了信号可见度，故而强化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合作创新的正向影响；企业声誉、重污染企业属性分别提升和降低了信号可信度，故而分别强化和弱化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合作创新的正向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合作创新的积极影响仅在绿色创新的高动力—低能力和低动力—高能力这两个组别中成立；环境信息披露通过促进绿色合作创新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研究结论拓展了信号理论、绿色合作创新的相关理论探索，为企业绿色战略实践提供了事实依据。